像政府腐败，官商勾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侵占公众利益的情况层出不穷。

对外开放还使中国能够参与国际竞争、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但改革前近30年并没有取得堪与后30年改革期间相比的经济成就。

我们需要清醒地分析过去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和目前面临的挑战。改革以后的3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8%，经济总量（PPP ）占世界比重升至10.9%.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成就令人瞩目。那就是不完善的财税、社保和公共服务体系。近年来随着产业的技术密集度逐渐提高，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也随之上升，对非熟练劳动力需求则逐渐下降。但长期没有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改革前的经济的确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包括摆脱了半殖民地经济的地位，改变了资源分配极度不均状况，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实现了独立自主发展，搞出了两弹一星等等。其次，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生产要素从传统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的结构变迁。在三年级时，我曾一度拿着自己的论文去给系里很多老师看，去听他们的意见（现在看来也许并不明智），老师们都比较热情，但是结果常常令人沮丧，听到了很多批评。

最后，他写有这样的话：Nonetheless ，it increasinglyappears that the uniqueness of China‘s experience is not and will notbe the nature of its institutions ，rather its uniqueness is the mannern which its earlier institutions have become reconfigured –that is theirprocess of becoming –so as to bear the resemblance they do to capitalistinstitutions.Thus Chinas uniqueness is far less in its destinationthan in its journey.[11]林毅夫教授评注：非常同意你的看法，理性是经济学的体，自然不会因为中国而有特殊性。我在国内开始作研究时所养成的习惯是直接在现有宏观经济模型上作拓展然后根据得出的结论来反向界定模型的目标，虽然自我感觉这有利于增进自己对原有模型的理解，并积累了不少有用的建模技巧和写作心得，但是往往做出来的东西很难得到芝大老师们的好评，投稿也屡屡受挫。从这一角度来说，就选题本身而言，永远不可能有共识。何况，百家争鸣对学术来说本来就是好事。

「内容提要」本文整理了笔者对于关于中国问题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关问题的粗浅思考，同时收录了数位著名华裔经济学家对文中相关问题的评论。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的数据整体种类和质量在近10年里都有着长足和快速的进步。

另外究竟是什么内在机制导致同样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级政府采取的政策与经济效率在改革开放以后会变得更加一致，而且政府始终保持着推动支持中国改革的角色？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想很少会有经济学家否认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的确具有特殊性的一面，或者说还没有被主流学界完全理解清楚的一面[11].去年芝加哥D Gale Johnson年度讲座邀请了在世行工作多年的纽约大学发展经济学家Easterly做主讲。这正是我1994年发表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所主张的观点。[14]陆铭教授评注：关于中国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复旦的几个人一直认为有三个维度是最为重要的，一是经济分权加政治集权，二是城乡分割，三是关系型社会。？[16]周林教授评论：I am suspicious of the term of \"Chinese economics.\"If one considers economics as a branch of social science that studiesthe issues of resource allocations（in dynamic or even historic context），it should apply to all countries.An geologist can be an expert onparticular geological formation in Guilin ，but is his finding contributionto \"Chinese geology ，\"or just geology ？He can be called a Chinesegeologist if he happens to be an ethnic Chinese ，but ithas nothing todo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of his academic research.Youmay consider \"Chineseeconomics\"as \"the Chinese School of economics，\"just as \"the ChicagoSchool of economics\"or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which wouldbe legitimate.However，there are two reasons that such a term wouldbe inappropriate.First ，there are so many economists in China nowadayswith diverse expertises and interests ，there is not a uniform schoolto speak of.Second ，one may speak of a more specific group say \"theQinghua School of economics\"or \"the CCER School of economics ，\"yetwe have seen nothing so far that such a term is warranted.No place withinChina has really produced any original economic thought or doctrine thathas earned such a label.[17]魏尚进教授评注：Economists of Chinese extraction will eventuallyattain the same level of prestige and numbers in academia and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 as their Indian counterpart.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18]林毅夫教授评注：非常同意你的看法。

事实上，更容易发生的情形是，对原模型的五个拓展方向中可能会有三个导致模型推导变得异常复杂而得不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任何数值求解也会变得无的放矢。后来Lars Hansen教授对我说：Yong，你不要指望这里所有的老师都会喜欢你的文章，在这里历史上最好的学生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办不到这一点。由于这些东西才是英美体系之外的大多数经济所共同的，所以我认为，创造性贡献的机会会更多地与下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从这些东西里面找到足以改变现有主流理论的假设而可以预见到这些现象发生的概率。一般情况下，只要能有超过两个老师真正欣赏你的论文，那就足够好了。

顺便说一句，我比较认同North 的观点，即经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特征本身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也希望本文能激发更多读者的思考。

他的主要观点是，就历史经验而言，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各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大都是无效的或是错的，各国的经济起飞的直接导因五花八门，各不相同，而经济学家对此仍然所知甚少。从经验上说，大多数经济成功的国家基本上应该遵循这样的战略，除非政府胡来或者受到某些条件的制约而不得不选择违反这个逻辑的其他战略。

从提供政策建议的角度而言，一切从经济现象本身出发而不是从现有理论出发，这种务实谨慎的非教条主义的态度对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而言也许非常重要。但本文初衷正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勇于暴露一己拙见以求换取众人指教。[7]林毅夫教授评注：当然更多的机会来自于新现象，以宏观经济来说，30年代的大萧条和6、70年代的滞胀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将经济学普遍原理应用到国别问题研究之中，或者是从一些国别现象中提炼出有趣的经济学创见加以一般化，或者是用国别的数据来验证已有理论，这些即使在目前最活跃的举世公认的大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也屡见不鲜，像Acemoglu，Banerjee，Grief，Maskin ，Murphy ，Myerson，Shleifer，Townsend ，Zingales等等。如何看待以中国现象为出发点的经济学研究[12]？这样的研究是否太国别化，丧失了理论的一般性？就此我曾经专门请教Becker，Lucas，Myerson和Stokey，得到的回答惊人地一致：研究中国的问题很好，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其中的很多有趣的问题经济学家们都很希望理解却没有完全理解，而且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许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其他国家的类似问题。由于比较优势是价格调对才能发挥出来的，因此，在政策上，这个战略要求政府放弃统治和经济扭曲，促进开放和市场化。

坦率地说，我曾经或多或少也有类似的想法。资源禀赋决定要素相对价格和成本结构，进而决定技术选择的道路和产业结构。

对中国问题的不同研究方法和成果也许可以做出优劣之分，但是对中国问题进行经济学研究本身绝不是二流学术。数据收集是一项长期的群体性的正外部性很强的工作：以规范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多了，对理想数据的需求也就多了，数据供给也就会更快地跟上，进而又能吸引到更多的研究者来着手研究中国的问题。

陆铭教授评注：补充一句话，既有的经济学知识在大的方面，对于理解中国问题是可以的，但是是不够的。这种观点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说颇被留美的中国青年学子接受，比如一个事实就是过去的15年间很少有哪个jobmarket star 的求职论文是做中国问题的。

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中有很多重要的经济现象未曾被现有理论预见过，甚至常常与现有主流理论预测相矛盾，而绝大多数训练有素的外国经济学家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事又恰好不甚了解，没有清晰的直觉经验，所以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中国学子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8].那么中国发展经验的很多方面是否真的具有这种特殊性从而可以为我们的应用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洞见[9]？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都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其中一种情况是，建模高手是在经历了一个不断的搜索、试验、比较过程之后，才最终锁定现有文献中那个与自己的目标最接近的模型，然后加以必要的改造。[12]周林教授评注：I think it [doing research on China economy]isa very good choice since China certainly needs a lot of talented economistsand many issues that aris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presentchallenges to the brightest economists of our generation.[13]张军教授评注：你说的林老师的一以贯之的理论假说，是指比较优势的论述（以及衍生出的自生能力和潮涌现象）吧。如果不能做到这点的，通常不是好文章。

但这本身是否一定意味着我们需要一门相对独立的中国经济学？目前我个人的看法还是比较保守的，因为通常一个新的理论范式的诞生和受到正式承认需要一批享誉国际的学术大师做很多互补性的具有某些鲜明共性的研究工作，并且能在主流学界得到认可[16].印度作为另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也有很多重要的宏观和发展问题尚没有被很好地理解。理解包括中国在内不同体制国家的内生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我认为非常重要[14].当然，笼统说制度重要并不能带来任何新的经济学见解。

我相信，任何了解中国和经济学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而没有理想的数据就会容易使得经验研究的结论很难让审稿人信服，就很难发表到最好的杂志上。

这个动态过程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因为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而呈现非常不同的特征。在如何看待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这件事情上，我和很多中国经济学者和学子一样，都曾经有过迷茫，特别是在选择研究主题时，觉得就更有必要想清楚，所以正好借此机会系统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中国的经济学家重要的是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以规范的方法研究中国的现象问题，得出的结论就会是对整个人类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国际化的成果。但是，审稿意见书中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文章结论的经济学直觉传导机制被复杂的模型湮灭了，这就是我以前研究进路的第二个弊端。这里面包括好几种不同的情况。更何况，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近30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中国经验对于整个第三世界国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外开放与贸易政策，产业政策，教育政策，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等等，理解这些经济政策的福利后果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不同政府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经济政策？我觉得这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这种痛苦的搜索过程蕴含着建模者的经济学内功，但是在最后写出来的论文中，读者看到的只是成品，如果没有做过相关研究的话，是不容易读出这份艰辛的，更辨不出a model 和the model 的区别，还天真地误以为这只不过是在已有模型基础上随意地变动了一个假设而已。他是对Sachs 的长期批评者。

对于很多政府主导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包括中国，政策形成和执行过程是怎么样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给出清楚的答案但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不同政府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经济政策？我觉得这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